◇楚天雨 平德

永州之野的道縣玉蟾巖,原名螞拐巖??脊湃藛T1993年從中發(fā)掘出一批陶片,經(jīng)測定,大約距今1.2-1.4萬年。這是當時世界發(fā)現(xiàn)燒制最早的陶片。
考古界的傳統(tǒng)認為,中國瓷器起源于東漢,而零陵鷂子嶺出土的戰(zhàn)國雙耳黑陶壺,卻具有明顯的原始瓷特征;白瓷起源于三國時期,鷂子嶺卻出土了全國罕見東漢白瓷碗;此外,永州之野的清塘、黃陽司、三多亭等眾多窯址,則表明永州是古代華南及長江流域陶瓷工業(yè)的一個中心。
三多亭窯址?也許有人會問。
沒錯,就是永州市冷水灘區(qū)河東的三多亭。
2002年初夏,永州市冷水灘區(qū)三多亭江邊某單位宿舍門口一帶修建馬路。5月13日這天,施工人員在挖地基時發(fā)現(xiàn)大量陶瓷器殘片,便立即報告冷水灘區(qū)文物部門。永州市文物管理處和零陵區(qū)文物管理所獲悉,立即組織考古專業(yè)人員趕赴現(xiàn)場調查,對其進行緊急清理。因破壞嚴重,已經(jīng)看不出窯址形制,且當時時間緊促,故只清理了一些遺物,發(fā)掘出一個陶質火爐,后來經(jīng)考古專家認為這是唐代人餐桌上的“火鍋”,并將這個發(fā)現(xiàn)上報湖南省考古研究所。
2002年6月24日,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一兵及副研究員周能一行趕赴永州,會同永州本土文物專家對冷水灘區(qū)三多亭古窯址現(xiàn)場進行實地考察,并對現(xiàn)場獲取的陶器實物標本進行鑒定,發(fā)現(xiàn)該區(qū)域有三處古代陶器文化堆積,估計是一個很豐富的文化寶庫。特別是已經(jīng)發(fā)掘出來的連珠紋壺提系的連弧形細頸壺、平口直腹矮足杯、高瘦形盂、拆腹盤和大高圈足碗等這些器形,都是南朝梁時所獨有的。另外,與活著的蝦顏色近似的蝦青釉,開小冰裂的豆青釉等,也都是南朝典型的風格,專家們因此認定:三多亭古窯址屬南朝時期梁陳之際(即公元502年)以前的官窯,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歷史。
這個結論令人興奮,因為這是迄今為止湖南省發(fā)現(xiàn)的最好的南朝窯址,其技術、工藝水平極高,為全省青瓷早期段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實物,為湖廣地區(qū)湘江漓水流域的制陶業(yè)找到了源頭。
千呼萬喚始出來,猶抱琵琶半遮面。根據(jù)推測,專家們相信還有更多的精彩被埋在地下。2005年,永州市文物管理處和零陵區(qū)文物管理所兩個單位在原遺址東100米處進行探溝試掘,經(jīng)過大家的努力,初步弄清三多亭窯址分布在南北長50、東西寬30米的范圍內,面積約1500平方米,窯爐形制為饅頭窯和龍窯,以饅頭窯為主。讓人欣慰的是,該窯出土器物均用瓷土制坯,絕大部分經(jīng)過淘洗,胎質較純凈。由于燒成溫度較高,大部分器物瓷胎堅硬致密,瓷胎多為磚紅色,少數(shù)為灰白色、灰黑色。釉色主要有青色和醬色兩種,青釉占大多數(shù)。青釉因釉色深淺不同又可分為青灰色、青黃色、青綠色,多數(shù)為青灰色。醬釉多為醬褐色。遺物可分為生活用具和窯具,以生活用具為主。在出土的生活用具中,碗局居然占絕大多數(shù),其中又以口徑達15~18厘米的大碗為多,約有1000余件,其次為盤,還有少量杯、盞、盞托、器蓋、碟、壺、罐、缽、碾槽。窯具主要有匣缽、支釘、墊圈、窯柱等。
在這些出土的文物中,有的窯具上刻有銘文,如“康定二年”“熙寧六年”“陶六”“唐二十作”“家書一個不得與人借”等字樣。而刻有“永州官人”銘文的這件陶窯具,像一顆星辰脫穎而出,格外引人注目。
其實,這是一件小若茶杯的陶窯具,其“皮膚”為黃色,屬模型器。高10厘米,底徑6厘米,重410克。平底,束腰。頂呈尖圓形。腰橫狀陰刻有“永州官人 丁歲大中祥符七年四月初五日作德”、豎狀陰刻“唐脫五記使用”等字樣。
說實話,我對這件文物的命名感到有些奇怪??此褚粋€小小的塔狀,或者說有幾分類似實心圓釘,卻不知作何用途。從其外形來看,又不像日常用具。莫非是祭祀用品?或者其他?確實帶給人無限遐想。
核對中國歷史,可以得知,大中祥符(1008—1016)是宋真宗趙恒(968-1022)使用的第三個年號,北宋使用這個年號共9年,大中祥符七年,即1014年。
宋真宗趙恒活了五十四歲,在位二十五年,先后改了咸平、景德、大中祥符、天禧四個年號。前兩個年號期間,這位皇帝還顯得有所作為,在宰相寇準的建議下,親率將士抵達前線抵抗遼軍,渡河進入澶州城,上城墻鼓舞士氣,致使敵方士氣受挫,雙方簽訂澶淵之盟,結束了宋遼之間長達二十五年的戰(zhàn)爭。雖然宋朝向番方交納歲幣換取和平,但此后宋遼邊境長期處于相對和平的狀態(tài),避免了重兵長年戍邊的造成的過量徭役和朝廷賦稅壓力。而后來,趙恒就有些飄飄然了,寵信奸佞,迷信鬼神,大中祥符和天禧兩個年號就是來源于此。
大中祥符六年(1013年)十二月,真宗命令兵部尚書寇準留守東京,自己開始考慮東封(泰山)西祀(汾陰)。大中祥符七年(1014)春,真宗前往亳州(今安徽省亳州市)謁圣祖殿,途經(jīng)應天府(今河南商丘南),升應天府為南京。
也就是在真宗東游之際,發(fā)源于南朝的三多亭窯,此刻正在生產(chǎn)大批陶器。那饅頭形狀的窯爐里,裝滿了各種各樣的陶胚,而燒窯時的爐火,似乎連煮沸了近在咫尺的湘江水,讓大地都感覺到它熱烈的心跳。一批又一批的陶瓷產(chǎn)品,被運到附近碼頭裝上船,溯流而上運往廣西、順流而下運往湘北等地,形成了水上流動的異彩……
陶器上的銘文,如同人體身上的胎記。這件陶窯具上的“永州官人”四字,證明三多亭窯址到宋代時已經(jīng)成為官窯。此窯具2006年被定為一級文物,而孕育它的母腹——三多亭窯址也就母以子貴,地位顯得崇高起來。
眾所周知,永州在隋朝以前稱“零陵”。零陵地名的來源,與上古五帝之一的舜帝有關。司馬遷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載:舜“南巡狩,崩于蒼梧之野,葬于江南九疑,是為零陵”。隋文帝開皇九年(589年),廢零陵郡和永陽郡,置永州總管府,府治泉陵縣,同年更名零陵縣(治今永州市零陵區(qū)),隸屬湘州。隋末至唐末,此地曾先后使用零陵郡、永州府、永州零陵郡和永州府之名,隸屬荊湖南路。宋代永州隸屬荊湖南路,領縣三:零陵、祁陽和東安(雍熙元年984年析零陵東安場置縣)。因此該銘文從考古學上充分表明北宋時期此地已稱“永州”,與文獻記載遙相呼應,相互印證,意義深遠。
再回過頭來談這件陶窯具,雖然它只有保溫杯大小,但內涵很豐富,僅銘文中的“官人”二字,就帶給人們許多猜想。專家認為“官人”二字,可以證明此窯是官窯。但也有極少數(shù)人認為,從三多亭窯出土器物的器形、釉色、胎質來看,與同時期的官窯生產(chǎn)水平相差甚遠。因此僅僅因“官人”二字,認為該窯是官窯未免過于牽強。更有人認為,根據(jù)文獻記載,唐以前唯有官者方稱官人,至宋已為時俗通稱,明代以后遍及士庶,奴仆稱主及尊長呼幼,皆可稱某官人,所以,與“永州”一詞搭配,官人一詞應該是指有一定社會地位的男子。也就是說,這批陶器是為永州某個有身份的人量體裁衣定制的,并不代表它是官窯。
不管怎么樣,也就是基于銘文上有“永州”二字的原因,考古專家為了便于世人熟知這個窯址,就將三多亭窯址稱作“永州窯”。
后來,專家們由點及面,分析了永州三多亭窯與其他瓷窯的關系,發(fā)現(xiàn)它與湖南郴州窯、汝城窯關系很密切。三處窯址均為北宋瓷窯,主燒青瓷,無論是支燒痕,碗杯里心的支釘痕,還是銘文,乃至釉色、器形、裝燒方式、裝飾工藝,都十分類似。另外,桂林永福窯的燒制器物類型也與之相似,三多亭窯燒制器形較單一原始古樸,永福窯豐滿而多樣,發(fā)展比三多亭窯成熟。這些共同點與不同點說明,二者之間有一定的傳承關系,三多亭窯為北宋中期,而永福窯為北宋晚期,或許,永福窯是接受了來自三多亭窯的影響。
其實,在我看來,任何藝術的交流與傳承都有官方和民間兩種方式。“永州官人”銘文陶窯具的價值不在于它的工藝,而在于它的身份填補了湘南一帶宋代陶器的空白。退一萬步講,即便三多亭窯屬于民間身份,其出土器物的品質與官窯產(chǎn)品有較大差距,特別是不夠精細,彰顯出一種簡約的粗狂之美,但也可以由此知道燒造年代大致在北宋中期,主燒青瓷器,器形以碗、盤、盞等生活用器為主,紋飾簡單。此外,窯具外壁等部位常見刻印銘文,內容可分為紀年、地名、窯工生產(chǎn)信息、窯工姓名、吉祥用語及其他五種類型,裝燒方式主要是疊燒,具體有匣缽單燒和匣缽疊燒、對口燒和對口套燒四種類型,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湘南地區(qū)民間瓷窯的特征,為我們了解北宋湘南陶瓷生產(chǎn)情況提供了具體依據(jù)。
小小的文物,往往存在著巨大的價值。通過這件陶窯具,我們似乎就看到了宋代永州人在三多亭窯前忙碌的背影,聽到了那個時代爐火旺盛的呼呼聲,還有湘江上運載著三多亭陶器船只遠去的帆影……